一九三四年，父親李求恩會吏長(當時是牧師)調到聖馬利亞堂。上任以前，我們已認識包兆先生、蘇華先生、卜師奶、林天生師奶、黃東霖師奶等，那時他們已在進行教堂的發展工作。當時我和黃錦樂、黃瑤可, 還有蘇華先生的子女 : 蘇非比、蘇彼得、蘇保羅等是年青的一群。較年長的有琴師蕭英麟先生、周懷璋醫生、周懷佑先生、龐瑞池先生和張紹桂會吏長 (當時很年青，還未封牧師)。

  有一件有趣的事，就是關於「餐會」。現在教會常常舉行的餐會，追溯起來，可說是聖馬利亞堂首先發起的。每年聖誕節舉行的餐會，不是請外邊包辦，而是由個別教友把食物一碟一碗的帶回來，以聚餐形式一同享用。後來各堂的聚餐風氣，亦是由此而起。

  一九三四年父親由聖士提反堂調來上任時，聖馬利亞堂不過是一所紅磚建築的小教堂，大約可容五、六十人。門前有一間小紅屋，稱「看堂屋」。那時，蘇華先生幫忙看守教堂，大概是半義務性質，沒有固定薪酬 ; 他們一家人就住在那裏。

  記得新堂還未建成之先，聖馬利亞堂曾舉行過廿五週年堂慶，是借用聖約翰大禮拜堂崇拜的。每逢聖誕節都很高興，有聖景、戲劇等節目演出。由於沒有副堂，多年來都是借用聖約翰大禮拜堂舉行慶祝會。當時參與演出的人很多，大家現在可能不認識，他們有李守中、李守正、李守慧、簡子超、梁抱誠、李補赐、鄺四姑、鄭創誠、翟浩多、梁鼎漢、黃瑤可、林德愛等。

  後來父親提出展開籌建新堂，簡達才先生率先贊助一筆款項，好像是港幣二萬元，這在當時是個相當大的數目，但也是不足夠的。於是想到舉辦音樂會籌款， 不是在聖馬利亞堂舉行，而是在上邊聖約翰救傷隊總部。父親認識英皇書院摩利士校長，他是救傷隊總監，答應借場地給我們舉行音樂會。記得當時贊助人是普勒爵士夫人 ; 還有其他有名氣的人出席助陣。聖約翰大禮拜堂的琴師黎爾福先生找來一隊軍樂隊，但不奏軍樂，而是演奏爵士音樂。當時香港著名的男高音李佐治先生亦到場演唱。Elvy Yuen女士 (後改名Elvy Arnold) 也來演唱。Elvy仍在生，現居澳洲。此外，堂會又發起每人一塊磚的捐獻、籌辦賣物會和推行類似賣公債券的方法­­­每月抽出一個數字，數字的持有人便可在該月獲得還款 ; 也有演出戲劇籌款。當時幫助籌辦賣物會的有許多是外國人 ; 我因為在水手館 (招待海員的聖彼得堂) 當琴師，認識許多在港的外國海童軍，其中十多人常來協辦賣物會，帶來物品和遊戲用具等，亦籌得一些款項。

  當舊堂已拆卸而新堂尚未建成時，我們是借用聖約翰救傷隊總部舉行主日崇拜的。他們安排一個房間給我們放置鋼琴，主日才推出來使用。座位由教友幫忙擺放，散堂後再搬回大堂一邊的指定位置。這樣實行了好長一段日子，直至一九三七年新堂建成為止。

  當年崇拜的講道，當然是李求恩牧師負責，有時會請林寶森先生。主禱員有梁抱誠先生和簡子略先生。早期的琴師是黃惠霖師奶，即黃瑤可的母親。我來到後也有擔任琴師之職。當時的情況就是這樣。

  教堂落成後，仍要繼續設法籌款清還債項，比較容易籌募款項的方法就是演話劇，參加的人也會較多。那時有黃政奎夫人、曾翠巧、曾新月、鄺歡雲、楊雲卿 (還未當律師)、譚天欣、譚天然、Mary Ko、Diana Ko (忘了他們的中文名字)、吳振邦夫婦、招旭南、葉承封、李宗源、許麗環、張達才等。他們無論排練和演出都很買力，全不馬虎。暑假期間每日都在副堂排練，差不多到午夜十二時才離去，有些還在副堂過夜，天熱時男孩子是「無所謂」的。晚上在戲台上搭景發出的聲響，有時遭附近醫院投訴騷擾住院病人。這樣的籌備工夫要花整整一個月的時間。那麼，膳食方面怎樣解決呢﹖那時黃雪卿二姑很熱心，她買來一大包藍線包白米，贊助我們。我們每人每天科一、二角錢，由楊雪卿律師駕車往燈籠舟街市購買餸菜，自己煮食，把當天工作做完才回家去。

  那時為了完成籌款目標，這許多人都同心合力，歡歡喜喜努力幹著。籌款方法雖然這樣多，其實真非易事，籌來籌去還是籌不足。記得新堂落成一年多，有些傢俬仍未清數，真是被人追債追到年三十晚。說來好笑，李牧師年三十晚要到別處躲起來避債，使人找不到他。十二時爆竹燒過後，便暫時擱下追債，到第二年再慢慢追。結果因為拖欠債款而被告 : 有一天南華早報大頁標題刊登著「告聖馬利亞堂、告李求恩牧師」。何明華會督早上看見了非常憤怒，(當時他的權力很大)立即撥電話到報館，要立即把所有刊登了這標題的報章收回。結果真的都收回來了。這件事成為當時的笑柄，但可想見前人為建堂籌款的艱難。

  聖馬利亞堂落成啟用後，在本堂也舉行過多次音樂會籌款，仍有許多外邊的知名音樂家來幫忙，如前面提及過的聖約翰大禮拜堂琴師黎爾福、意大利提琴家Peter-Gety，女小提琴家Prew Louis等。他們分別演奏，也演出三重奏，還有Elvy Yuen和George Lee 的演唱。除古典音樂外，還有呂錫恩先生演奏夏威夷音樂，由沈慧芙唱歌等。

  新堂啟用時，我們只有一座小鋼琴。後來謀得利琴行有Harmonic Organ 出售，是全港最先運到的電子琴，我們表示有意購買，他們便大方地借給我們先試用，認為滿意才購入。當時聖約翰大教堂的琴師也來試琴，感到很新奇，因為這座

小型的琴，可以發出管風琴 (Pipe Organ) 一樣的聲音。這美妙的琴聲傳到對面

醫院，竟然有人走過來觀看，說沒見到安裝風琴管，為何有這樣好的風琴聲。

本來很高興，以為可以購買，怎料不久何會督到堂主持按手禮和講道，看見這座價值萬元港幣以上的琴 (當時萬元是一筆大數目)，說我們堂債尚未清還，再加重負擔，表示極不贊成。那時我們已使用了一個多月，幸好琴行沒有什麼意見，說暫時不買也無妨，便把琴搬回去。當然我們後來買了另一座琴。

  建堂後約於四一年聖誕節期間，日軍己佔據香港，但在主日我們仍照常崇拜和講道。當時聖馬利亞堂對落有一日軍哨站。一天，一名哨兵一時興至，走上來觀望，他用一枝裝上刺刀的鎗壓著在講壇講道的父親，把他一直推到聖壇裏面去。幸好父親是個有膽色的人，他低聲 (沒有擴音器) 對教友說 : 「要安靜,不用怕，慢慢退出聖堂。」退出後，那士兵沒有什麼行動，他離去時把門關上，就這樣把門關牢了，再不准打開。我和父親及弟弟李守中為此曾到過憲兵司令部和設在香港酒店的日本總督府 ; 又去過海軍部和陸軍部申請開門，都不得要領，他們根本不受理。

  那時，莫壽增會督在香港，覺得李牧師當時難有作為，便安排他往曲江，和何明華會督聯絡，設法協助救濟難民，和想辦法發放薪金給留守在香港的牧師。這樣，李牧師就調到曲江去了。

  有些事件與聖馬利亞堂扯不上關係，但也想讓大家知道。當時許多教友的子女進入內地求學，寄錢給他們是要經很多手續，困難重重 ; 而在香港的牧師又因戰亂收不到工資。李牧師於是想出一個兩全其美的辦法 : 教友把國內子女的開支額函告內地牧師代為籌措供給 ; 而內地牧師則函告家長在國內代支出的款額，家長可把款項交給在港牧師作為工資。但是這都不能在信中明顯寫出來，所以便用「賣了多少本聖經」或「賣了多少本禱文」做暗號，以代替了支付了多少金額。這樣，便能互相接濟。

  香港在淪陷時期，常有飛機轟炸的事件。聖馬利亞堂才落成數年，建築物大且新，教友都走來躲避炮火，席地而睡的有六、七十人，變成了難民營一樣。除本堂教友外，還有其他教會住在附近的教友要求來暫住，於是也開始給他們進來。

  香港被日軍佔領半年，我便跟父親去了曲江 ; 但聽聞李應標牧師、鍾仁勇會吏 (戰後封牧師)、黃乃漢先生 (後來也封牧師) 等都在聖馬利亞堂主持崇拜。至於那關閉了的教堂門，在我離去後，什麼時候獲准重開就不得而知了。

  據說戰後教堂仍有未繳清的債項，後來由一位不肯出名的熱心教友全數捐獻，把餘下的債款清還。 (後來聽說那位教友是郭琳褒女士)

  以上是我記憶所及的往事，聖馬利亞堂的年長兄姊大概還會記得，年青的一輩也會有興趣知道吧!